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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中共历史经验的总结报告

2018-11-20 11:16:24  来源:党史博览2018年8期  作者:丁晓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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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(讨论大纲)》(以下简称《讨论大纲》)是一份十分罕见的中共早期历史和工作的总结报告。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原稿共5页(其中第5页为半页),手刻油印,3630多字,文末署名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,刊印于“十六年一月四日”,即2018-11-20,保存完好。其中的时间、人物、事件的叙述和史实基本准确,真实可信,但在一些数据和史实上与现在党史研究的成果略有不同,因此值得党史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。下面,结合当下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,笔者对《讨论大纲》这份珍贵文献考述如下。

 

  《讨论大纲》把1920年至1926年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

  《讨论大纲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0年在上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至1927年1月以来6年多的革命历程和历史经验,客观、真实、科学、具体,具有思想性、系统性、鼓动性,是一篇斗志昂扬的总结报告,也是一份十分励志的报告。全文将这6年多的发展斗争史分为三个时期。

  第一个时期,从1920年组党到1922正式加入第三国际,为“开始进行时期”;第二个时期,从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实现国民党改组,为“进行与革命派联合及参加革命时期”;第三个时期,从1924年1月到《讨论大纲》写作之时的1927年1月,为“努力工人运动参加国民革命时期”。

  在第三个时期,《讨论大纲》十分理性地作了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,说:“不过有许多缺点,如主观性太重,态度不好,不知活动方法,不注意小的问题、实际问题,这都是很大的错误。现在共产党已非昔比,已经有了政治势力,已经到了群众的行动的党了。在党员的错误行为,可以妨害全党的发展,阻碍革命的道路,我们要特别注意!”同时,《讨论大纲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,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“我们不要灰心,我们要注意许多零散的斗争”来鼓励全党继续努力奋斗。最后,还十分可贵地重点提出并总结了“联合阵线”的策略,指出:“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,正如俄国当时一个样子。我们党员的责任应将工人群众拉到手中,并应努力于夺取其他群众的工作,此时应该要斟酌实际情形,决定我们的口号。注意地方政治,使活动方法适合于工农群众。同时也能得到商人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,以巩固我们‘联合战线,打倒军阀,打倒帝国主义的成功,俱在乎此。”

  从1920年5月到1927年1月,这6年多,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。《讨论大纲》比较全面客观地总结了中共的成长历程和斗争经验,可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历史经验总结报告。报告字迹清楚,书写工整,油印整洁,除个别地方因为年久受污损约30个字之外,保存非常完好。从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来看,它写于2018-11-20,也就是说是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前,因此,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前的历史与策略的经验总结,保存至今,非常珍贵。

 

  《讨论大纲》中四个存疑的问题

  在《讨论大纲》中,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:

  第一,关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与人员数量问题。

  《讨论大纲》认为:“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(民九年五月)”,“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”。

 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(1921—1949)的表述: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最早由陈独秀于1920年6月在上海发起。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,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,与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,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,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,还起草了党的纲领。党纲草案共有10条,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、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。此后不久,围绕着是用“社会党”还是用“共产党”命名的问题,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,李大钊主张定名为“共产党”,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。1920年8月,在陈独秀的主持下,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。当时取名为“中国共产党”。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,陈独秀担任书记。

  在时间上,从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中,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6月由陈独秀组织发起的,而不是《讨论大纲》所说的“民九年五月”(1920年5月),二者表述相差了一个月。在人数上,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中只提及了陈独秀、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等五个人,《讨论大纲》则说“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”。但是如果加上维经斯基和旅俄华人、俄共(布)党员、翻译杨明斋的话,则正好是七个人。

  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,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:陈独秀、俞秀松、李汉俊、陈公培、陈望道、沈玄庐、杨明斋、施存统(后改名施复亮)、李达、邵力子、沈雁冰、林祖涵、李启汉、袁振英、李中、沈泽民、周佛海等。

  第二,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和人员问题。

  《讨论大纲》认为:“是年九月,北京的共产党也开始组织起来,党员共有八个人,内有六个人是無政府党,只有李大钊、张国焘是共党,随后开除了三个,同时又加入了四个。”

  在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中,是这样表述的: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。当时取名为“共产党小组”,最初成员有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三人。不久,张申府去了法国,党组织吸收了黄凌霜、陈德荣、罗章龙、刘仁静等人。后来,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退出。1920年底,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,决定成立“共产党北京支部”,由李大钊任书记,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,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。至1921年7月,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、张国焘、邓中夏、罗章龙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张太雷等,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。

  二者表述,在时间上同样也相差了一个月,在人员上亦有差别。

  第三,关于党的一大参加人数问题。

  《讨论大纲》说:“1921(民十年)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,有代表十一人,党员三十八个。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。”

  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是这样表述的: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这13个人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刘仁静、张国焘,来自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,来自湖北的董必武、陈潭秋,来自湖南的毛泽东、何叔衡,来自广东的陈公博,来自日本东京的周佛海,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李达、李汉俊,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。在这里,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,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一起,代表全中国50多名党员,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,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。

  第四,关于党的纲领问题。

  《讨论大纲》指出:“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。他提出一个简短的党纲——黨绝对命令党员,党员服从纪律,确定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,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,实现无产阶级专政,实行共产主义。”

  笔者认为,上述这段表述,特别应该引起党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。显然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,陈独秀就鲜明地提出了“党领导一切”“坚持党的绝对领导”“党员服从党的纪律”“无产阶级专政”“实行共产主义”等党的根本政策和最高理想。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中的相关表述虽然基本相同,但似乎没有《讨论大纲》这么鲜明。

 

  署名单位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是个什么机构

  《讨论大纲》结尾处署名单位为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,这是一个新的发现。

  目前,没有史料确证该组织的具体情况,它是不是像陈独秀在上海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,是其主持的另外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名的组织机构,或者是党内其他同志主持的组织,都有待进一步考证。不过,在1927年或更早的时候,中共就成立了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,说明中共中央在建党早期就特别注重社会科学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,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
  根据笔者的研究,与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名称相接近的,就是当时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一个“社会主义研究社”。当时,陈独秀除主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,的确还建立了一些以学术机构、学校冠名的外围组织,比如《讨论大纲》中提到的“外国语学社”。具体举例说,第一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中文全译本就是由“社会主义研究社”出版发行的。1920年5月,陈望道从家乡浙江义乌带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译稿来到上海,本想在戴季陶主编的《星期评论》上发表,谁知该刊却因上海当局的邮检而被迫停刊。随后,陈望道将译稿交给自己的学生俞秀松,托其转交给陈独秀。陈独秀、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,决定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单行本。出版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,他给予了经济资助。随后,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,取名为“又新”。8月,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单行本就在这里诞生了。陈望道翻译的这部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共56页,比小32开还略小,封面除书名外,自右向左横排印刷有“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”字样。在该书的版权页上,除署名著译者之外,还署名“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”。

 

  《讨论大纲》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

  《讨论大纲》文字简练,将中共1920年至1926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,但也不尽全面,比如建立黄埔军校、北伐战争、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等,都没有写到。回顾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,1927年初的中国政治局势,已经是“风雨欲来风满楼”。尽管党在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,但由于共产国际做出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,中共中央也随之采取右倾退让政策,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,随即发生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大革命走向失败。问题是,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这个机构,在2018-11-20的这个时间节点上,专门作出《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》的总结,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?又是谁主持起草的呢?哪些人参与了《讨论大纲》的讨论?更重要的是,中共高层开始总结建党6年多来的历史和策略,却没能避免遭到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  总之,笔者认为,这份《讨论大纲》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,为中共建党初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,值得党史学界进一步研究。

  目前,《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(讨论大纲)》存世至少有两份:一份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,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有其复制件;一份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(由民间收藏家赵景忠提供),即笔者看到的这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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